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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經驗的底色

2019-12-13 11:23:00 【關閉】 【打印】

  2019年是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是“一國兩制”港澳實踐的重要年份。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港澳作為“一國兩制”的主要試驗田,在改革開放40年中實現了自身與國家的雙贏發展。2018111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港澳各界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高度肯定港澳同胞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作用和貢獻,并對未來港澳發展做出了具體規劃。20192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正式發布,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豐富了“一國兩制”的內涵,標志著“一國兩制”進入大灣區時代。這就為對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總結及未來發展探索提供了最為關鍵的國家戰略框架。 

  自中共十九大以來,中國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目標,這是中國自主現代化的完整圖景。而從外部空間來看,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在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中國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及新發展動能?!耙粐鴥芍啤弊鳛楦母镩_放的制度杠桿,曾經戰略性地支撐和引導了國家的初期現代化,如今應該如何總結這樣的杠桿作用以及如何繼續探索其價值和意義,便成為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的重大議題。 

  “一國兩制”與改革杠桿 

  毫無疑問,“一國兩制”本身就是中國全面現代化與國際化之開放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耙粐鴥芍啤痹谀撤N程度上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杠桿”,這一杠桿作用如何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持續做出貢獻,與習近平主席之新時代主題產生新的互動與共贏,是對在“一國兩制”下,中央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權,并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權的積極響應。而習近平在接見港澳各界訪問團時明確提出了“以國家為中心”的港澳發展新思路即“四大目標”:第一,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第二,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第三,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第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這表明,新時代“一國兩制”有了更加明確的國家理性自覺,有了通過國家戰略及港澳實踐推動“兩制”向“一國”回溯性建構與認同的基本共識。 

  在改革開放40多年中,“一國兩制”的第一杠桿作用主要體現在:其一,港澳資本構成內地現代化與制造業發展的主要境外資本來源,愛國愛港及愛國愛澳力量的內地投資構成了國家現代化的初期動力;其二,港澳為內地企業的上市融資與規范化治理提供技術平臺與制度示范,促進了內地企業的規范化和國際化;其三,港澳的管理制度,包括土地管理制度、社會管理制度、金融管理制度等,對內地治理現代化的深入發展及體系化起到重要的借鑒與推動作用;其四,港澳在內地改革開放的相當長時段內充當了國家看世界的“眼鏡”,通過這樣的國際化平臺,國家對世界的理解與交往得到持續性的深化。 

  澳門特色 

  澳門“一國兩制”有著自身的內涵與發展經驗。其相對成功及經濟社會更加穩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宗主國葡萄牙在澳門殖民管治深度不夠,在澳門回歸祖國后亦基本沒有施加干預,使得澳門回歸及治理較為順利;第二,愛國愛澳力量在澳門相對更強,為回歸后治理打下扎實政治基礎;第三,澳門社會經濟結構、市民構成及國際影響力相對單一;第四,澳門基本法更加凸顯行政主導以及未明確列入普選條款。 

  而澳門經驗,其一在國家安全立法上承擔對國家責任和義務,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憲制保障;其二,聚焦經濟民生及從制度上保障行政主導,是特區良好管治的基本經驗;其三,融入式發展思維,對“一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持有積極參與和發揮獨特優勢的立場及實際作為,帶動澳門社會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青年人帶來新的身份體驗、認同和歸屬感。 

  回歸祖國20年,澳門各方面表現良好,但潛在的經濟社會問題也逐步凸顯。澳門需要適當增強法治權威性及公民社會活力,經濟更加多元化,社會競爭力及公民競爭意識需要進一步激發。這些方面僅僅在澳門本地是難以展開的,需要更大的空間與戰略思維加以突破,而粵港澳大灣區為澳門提供了轉型發展的巨大歷史機遇和空間。 

  大灣區與澳門新時代 

  新時代是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歷史周期,澳門在新時代的角色是抓住國家戰略機遇,完成從自身經濟結構到社會發展的重大調整,適應“一帶一路”與大灣區的新發展格局。 

  從實踐進程來看,2018-2019年是澳門整合融入國家大交通體系與大灣區發展框架的關鍵年份,也是澳門“一國兩制”發展的重大機遇,其中也包含著挑戰。以港珠澳大橋為代表的大交通體系及以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為代表的國家發展配置,為澳門新時代改革發展提供了基礎支撐和發展愿景。 

  “大交通”不同于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內部“小交通”,其經濟社會意義在于:第一,大交通擴大了大灣區居民就業、旅行、置業、交友、教育及社會參與的范圍和程度,有助于港澳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有助于珠三角其他城市借助港澳優勢進一步創新發展;第二,大交通必然帶來港澳生活方式與制度元素在大灣區的吸收、整合與會通,助推大灣區成為更具整體性、協調性、有機性與創新性的人文灣區;第三,大交通有助于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實質性建設,有助于整合多方力量,釋放創新動能和創意,幫助國家實現高端技術的突破;第四,大交通可以幫助解決港澳社會內部資源緊張、階層矛盾凸顯、經濟發展乏力的結構性矛盾,通過地區合作及經濟社會容量擴展,客觀上增進港澳社會的繁榮穩定。 

  大交通在推動港澳居民身份認同方面也將具有突出效應:第一,大交通使得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人有更多機會和便利來內地旅行、交友、就業及創業,并可享受到包括創業支持項目、居住證等特惠安排,幫助其在具體利益、情感和國家認知上融入大灣區及國家體系;第二,在大交通支持下,大灣區建設可以試行“大灣區智能一卡通”,將大灣區內多重優惠、福利及政策性安排,以“大灣區人”的概念化和制度化而實現對香港“本土主義”的對沖和消解;第三,通過大交通條件下大灣區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與公共治理標準及生活方式的趨同化,打破“兩制”的僵化隔離,推動“兩制”向“一國”的有機融合發展。 

  大灣區發展規劃是“一國兩制”實踐內涵的重大豐富和發展,實現了支撐國家更高水平改革開放與持續保障港澳繁榮穩定的理性結合,因而從根本上回應和回答了在新時代如何繼續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推動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切合了“一國兩制”的初衷。 

  更進一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還將推動探索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具體制度機制。其所產生的具體制度增量與成果,不僅直接服務于大灣區,而且對于內地其他城市和地區的治理現代化都將具有借鑒意義。 

  總之,澳門回歸祖國20年,澳門的高度自治、繁榮穩定及對國家發展的持續貢獻,在既往20年里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呈現和檢驗,但新時代國家發展更加聚焦“以國家為中心”,聚焦澳門對國家“一帶一路”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主動對接、參與和整合。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機遇,更是觸及“一國兩制”深層次融合問題的結構性挑戰。澳門能否在未來30年中抓住“一國兩制”和國家戰略的全新機遇,促成自身與國家的互利共贏及融合發展,對大灣區時代的適應和創新是關鍵性方向。  

    

  田飛龍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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